转载自 年，我被知青下放的大潮卷下了农村，四女三男，一行七人组成一个“青年组”，在南县八百弓公社回民大队插队落户了。组内最后结成了两对伉俪，我和老伴就是其中之一。
从小就在书卷里泡大的我，哪会甘心翻一辈子泥巴？在“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古训支持下，买了一些医书，自学了好几年中医，也治过一些病。因多方面的原因，医生没当成，最终还是干起了教书的老本行。
前些日子，我和老伴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回民”，与乡下的好朋友们促膝长谈，他们还不时提起我学医的一些趣事逸事，令我感慨万千。当年的中医美梦，又涌上心头……
一、脉学杂谈
在一位姓曹的老中医学医自叙的启发下，我的自学是从背医书开始的：背《药性歌诀》，背《汤头歌诀》，背《四诊心法要诀》，背《濒湖脉学》，通背《伤寒论》……
中医治病的纲领是“四诊八纲”，即通过望、问、闻、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纲领对病情进行辩证施治。
曹老自叙了自己青年成名的一件往事，引起了我对脉学极大的兴趣和重视：
他刚刚学徒出师的那年，到某富商家看病，时有多个医生会诊。轮到曹“切脉”之后，他私下对大家说，东家的脉是“死脉”，怕是活不过三天了。顿时一片哗然，曹遭到了大家的讥笑。最后的结果大家可以想见：三日后，传来消息，病人果然溘然长逝了。曹就因此而“一脉成名”了！
自学四诊，切脉是最难学的。常见病脉有二十八种，还有十种死脉；这些脉象都是用很含糊的语言描写的，有一部分脉象极难把握，例如：“往来流利，如珠走盘”的滑脉，“端直而长如按琴弦”的弦脉，“中空边实，如捏葱管”的芤脉……
我采用了反求法来学习。例如，孕妇一定是滑脉，疟疾病人一定是弦脉……于是，只要遇到孕妇和打摆子者，我就去把脉……就这样，我终于把握了这些复杂的脉象。
没学过中医的人，把单凭切脉就能说出症状的本领看得很神，而且以为能说准症状者，医术一定很高明。其实，通过望诊闻诊切诊三结合，说出一些最基本的症状，一点也不难，而且能说出病状，也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当年我还不怎么会开药方的时候，就有此“神通”，把脉之后，能把主要的症状说得八九不离其十。真正难的是根据各种症状作出综合性的判断，开出最恰当的药方。
此外，所谓“死脉”的脉象，比一般的病脉更容易把握，因为它们一定是极其反常的脉象，大家只要能背口诀，细心琢磨，是很容易掌握的，如：雀啄连来三五啄，屋漏半日一滴落……
从前医学不不发达，遇上死脉，多不治；但也不是完全不可治。医生出道能不能成名，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据曹医生讲，有的医生尽管学得不错，可刚学剃头，就遇上络腮胡子，治病效果就是不显著。可有个医生，仅仅背熟了九个汤头，懵里懵懂就开始行医，只要是妇科病就一律开“逍遥散”，只要是伤风感冒就一律开“银翘丸”……可他运气就是好，一连十几个病人竟然手到病除，后来成了有名的医生！当然，此人之后还是读了不少医书。不过他初出道时的运气，也是事实！：）
当年曹医生遇到的那个见“死脉”病人，恰好“多不治”的范畴，曹医生这才可以“一脉闻名”。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乡下的好朋友何英前带老婆让我把脉，我说：嫂子没有病，是怀胎三个月了！
何英前大笑着捶打我说：“好个‘眼镜’〔按：我在乡下的外号〕，怀了三个月你也能搭出来？你是神仙？肯定是我恩娘告诉你了，却来糊弄我！”
其实不是我神，而是咱们老祖宗的脉学神。病脉有一种结代脉，均匀跳动中偶有停顿，无周期为结脉，有周期为代脉，是心律不齐的体征。脉学有“结生代死”之说，然而，怀胎三月也可能出现代脉。何嫂虽为代脉，但面色正常，声音柔和，脉象冲和均匀而有滑象，不是“女子怀胎三月兮”又是什么？
何英前这次前来是想知道怀胎的男女的，我根据脉象，说可能是男孩。后来果然产下一男婴，我还吃了一大碗红蛋！
其实，医书里确有“男左女右”之说：左脉强为男，右脉强为女；还有根据“寸关尺”的虚实来判别男女的。我则是两种方法互参。从医理来看，都并不怎么可靠，估计能够准大都是碰运气罢了
此后，许多怀孕的乡亲往往找我判别男女，我经手十多个，居然绝大部分都“很准”。我也因此而“一脉成名”了，一笑！
知青文摘｜一个知青的中医梦〔二〕针灸记趣当年我自学的医书，主要是各中医学院编写一套中医教材，从伤寒论讲义、温病学讲义……直到推拿学讲义、针灸学讲义，应有尽有。
当时全国正在推广解放军创造的“新针疗法”，又叫做“快针法”，其精华是扎针深、刺激强和不留针。我自然也对针灸和推拿按摩下了一番苦功；先是在自己身上扎针，有把握以后就开始给社员们治病。不几年，我的针灸技术在当地就小有名气了，找我扎针治病的社员相当多。倒不是我的技术如何高明，实乃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致。
我是65年下放的，77年才返城，恰好与文g同期；那年头的农民，简直是苦不堪言，年复一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就拿八百弓公社来说，每年年终结算时，大部分生产队没有一分钱可用来分配，家家户户全部是亏欠户。最令外人不可思议的是：劳动力越强、挣工分越多的农户，反而是亏欠最多的大户。
原因很简单：年年青黄不接，大家吃的粮食食油，烧的稻草棉梗，都得眼巴巴望着庄稼成熟，收一点就分一点。分配原则是，除少得可怜的一部分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之外，其余全都根据所挣工分预支，工分越高者预支越多。可是年终分配时，一个劳动日的工价大都只有一毛多，甚至几分钱，预支款远远高于应分款；这样一来，家家自然都是亏欠户；而劳动力越强、挣工分越多的农户，以前预支也越多，自然成了亏欠大户了！又由于劳动力强的户子吃得也多，这样一来，儿女成群的弱劳力户不见得比强劳力户更困难。这种倒置的怪现象，也加重了农村对节制生育zc的淡漠。社员们对此的一句口头禅是“一兜露水一兜草”，这也使得本来就喜欢多儿多女的我，竟然在乡下生了三个儿女，在知青中也算得上是“生产大户”了！：）
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缺医少药势在必然，而我给大家扎针治病〔为了不影响出工，速战速决，我也采用快针法，极少用灸法〕，完全是无偿服务，而且随喊随到，确也治愈过不少病，有的还是重症，怎么不深受欢迎呢？
就这样，邻近几个生产队几乎每一家都得到过我的针灸治疗，大小病症治愈的也不少，以伤痛性的急慢疾病最多，严重的如风湿瘫痪、耳聋、陈年老伤、顽固性牛皮癣〔用梅花针治〕等等，治愈多例，其它小毛病就不计其数了。
我给社员们治病是从来不收费的，顶多是吃几个煮鸡蛋或一餐便饭。倒不是我如何高尚，实在是社员们太穷，我的技术也并不怎么样，大家请你，很多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罢了；自己完全是自学，能有人让你治病，也能积累经验，也巴之不得。当然，治疗多了，经验也越多，治愈的病人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我的针法之娴熟，是一般非针灸专科医生所能相比的。
在治病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每治愈一个病人，特别是重症顽症，那种自我人生价值得到肯定，以及因医疗技术的进步而产生的内心喜悦，是局外人很难体验的。此外，我也因此与社员们加深了友谊。在我最困难的岁月里，无论是生活还是政z上的困境，社员朋友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是更多更多。可以说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回民大队！
那时候，赤脚医生在wg中被评为是标志着“医疗革命”方向的“新生事物”之一，作为批判此前17年医疗卫生工作方向性错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一块石头，曾经红极一时。平心而论，其中确也有一部分赤脚医生的确为缺医少药的偏僻乡村做过一些贡献，特别是那些医学世家的子弟。然而，这些未经正式医疗训练新培养的赤脚医生，文化程度大都低得可怜，医学常识更是少得可怜，自然常有医疗事故出现。对赤脚医生培训针灸是当时的重头戏，因针灸出事故的也不在少数。与我最要好的大队黎会计咳嗽不止，一时没有找到我，就请一位赤脚医生扎银针，扎针之后顿感胸闷气喘，赶忙来问我。我当然知道是肺壁被刺穿而出现的气胸；所幸针孔较小，后遗症不严重，我也不敢说什么，只叮嘱他好好休养，只要症状逐步减轻，几天就会相安无事，若胸闷气喘加重，医院诊治。
我姐姐是个正规的医务工作者，据她说：“我认识的赤脚医生，只有极个别是医学世家（主要是中草药），大多数只是只会一点点红汞碘酒贴膏药什么的。我和他们接触，一般是给我们带路，以及帮助我们搞防疫计划生育的事务工作等等。大概只能够起一些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在生产队记工分。”
至于我本人，让我扎过银针的人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我的法子其实很简单：第一、在四肢上扎针，只要手法不过重，决不会出事故；第二、在靠近内脏的胸腹部和背部扎针，严格根据医书记载选用银针的长短，例如只允许进针五分的穴位，决不用一寸的银针，自然就也不会伤及内脏了。
当然，不严重的不良后果也是难免的，最常见的是扎针之后，轻揉针眼的时间不足，可能因毛细血管溢血而引起淤青。
有个好笑的“事故”不能不提。据我的经验，针灸治疗爆发火眼病有神效：只要在两个内眼角的睛明穴各扎一针，红眼不到半天就可消褪，屡试不爽。有一次我老婆也得了爆发火眼，我刚给老婆扎完针，正好队长在外面连声催促，我随便揉按了几下，忘记叮嘱老婆自己按揉，就匆匆出工了。
不一会，老婆到大队部去买盐，正好遇见了妇女队长金菊，她大声呼叫起来：“你的眼睛怎么啦？是谁打的？是不是你家‘眼镜’打的？我去找他算账！”老婆忙说：“哪有啊！是我不小心摔一跤，撞在板凳角上了。”赶忙捂住眼睛赶回家照镜子，红眼倒是褪得差不多了，只是右眼周围青了一大圈，象一只独眼的乌眼鸡！害得老婆一连好几天都不敢出门，我也被埋怨了好几天！：）
年冬，我还抢救了一个自缢的过路人。
那年我正和社员们在河堤上搞冬修水利。一日清晨，我正匆匆赶往工地，经过粟家埠供销社前面的大堤，只见干涸的河洲柳林边围了一大堆人，大呼小叫着“救人”。
那些年头，我总是随身用钢笔管带有银针的，连忙奔下大堤。一个熟人看见我后，连忙大声呼喊：“小孙来得好！快来快来，这里有人上吊了！”
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过路的陌生青年在柳树林里上吊，被人发现抱了下来，躺在几件棉大衣上；一个老倌子一手端着热气腾腾的瓷碗，一手搂着他，试图灌一点姜汤。可此人面色青白、四肢僵硬、牙关紧闭，姜汤根本灌不进去。
我赶忙让人把他放平，把裤子解开褪下，也顾不得把脉，掏出银针，先用重手法在会阴穴上扎了一针，此人一哆嗦；我心知有救了，又接着在牙关两旁的颊车穴各扎一针，只见他眼皮颤动起来，紧咬的牙关也松开，还吁了一口气。
“救活了！救活了！”围观的群众齐声欢呼起来。
我把病人交给灌姜汤的老倌子，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匆匆赶往工地上工去了。
后来听人说，此人是三仙湖的一个老师，因失恋而想不开，就跑到僻野林子里上吊了。
次年，我去三仙湖拜望一个本家孙老师，她丈夫见面就问我：“去年你是不是在河堤上救活过一个上吊的老师？”我说是。他说：“三仙湖的人都知道是被八百弓的一个知青救活的，我猜是你，果然是你！”
回顾这些往事时，我也时常想：自己要真成了一个医生，救死扶伤不过是应尽的职责罢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案例，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菜一碟而已。倒是有一个现象，更值得思索。
这些年看过不少知识青年受迫h的报道，最有名的是年因云南农场知青写给邓小平同志的公开联名信，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其次有老鬼写的《血色黄昏》，最近又看到了博友洞庭渔夫写的《共大酷刑忧思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受迫h最厉害的全部是知识青年成堆的建设兵团和农场，而分散插社插队的知青中，受迫h的现象和程度就轻微得多。以我们下放到八百弓公社的六十个知青为例，担任民办教师、会计、营业员的不在少数，挨过pd的仅有一人，只是被捆了一索子，并未捱打。而且后来此人夫妻俩都当了民办教师。
为什么会有如此种强烈的反差呢？
我以为原因是两方面的：
第一，当年歧视ph知识分子的主要是一些工农出身的政治干部，而真正的工人农民反倒很富于同情心。究其原因，真正的劳动人民是质朴善良的，较少受zz偏见的污染，人性未泯；而zz干部少有不被zz偏见洗脑。建设兵团和农场管理知青的全是zz干部，而知青又以家庭出身不好者为主，在当时防止资产阶级fp的极z政策指挥下，这些政治干部大权在握，又得不到广大社员的监督，独断专行地惩处迫害知青是势在必然；插社插队的知青人不曾扎堆，又与广大农民生活在一起，所受政z迫害自然要轻得多；
第二、几乎所有知青内心深处都有脱离农村返城的渴求，过于成堆时，为了切身利益而相互竞争，更容易自相残害，导致了政z迫害的加剧。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里对此就有深刻的揭露。插社插队的知青虽也是几个人一组，但相互照应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竞争的心理，自相残害的现象要少得多，轻得多。
联想当年刘绍棠被贬家乡，王蒙流放新疆，固然是历史的错误，然而所受政z迫害远逊于留城的作家，反而因此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不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么？我插队下放农村何尝不是如此？根据我的性格，若不是插队下放农村，没准会打成大you派、f革命，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真个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哪！
此外，刘绍棠和王蒙自己与劳动人民的相处之道，也应当有一定的关系。我的行医，也是我能与乡亲们亲如一家的原因之一吧？
念此，我更怀念我在乡下行医的岁月了！
孙则鸣，笔名孙逐明。年生于贵阳，49年随家庭回到老家湖南益阳。当过知青，教过中学和电视大学；热衷易学、本土化汉语语法学和古今诗歌声律学研究，发表过大量有关论文。现任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研究院学术顾问，《东方诗风》杂志社名誉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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